有分析预测全年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将减少1.2亿美元以上

　　2025年2月23日清晨，巴拿马城的街头还没完全苏醒，电视台却临时插播了总统穆利诺的全国讲话。对于很多依赖港口吃饭的当地工人来说，那天早上只是例行的上班时间；但在屏幕另一端，两座与巴拿马运河紧紧相连的核心港口，命运已经被悄然改写。 　　穆利诺在讲话里反复强调“紧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这几个字听上去冠冕堂皇，却成了随后的强制接管令的核心依据。不到几个小时，警察和政府官员就出现在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控制中心门口，长和实业运营团队被要求离场，办公系统被切断，港口进入另一种状态。 　　对熟悉近现代史的人来说，这种场景并不陌生。每当地缘政治风向突变，远离本土的资产，总是最先体会到“风高浪急”的含义。表面上是一纸接管令，实质上牵动的是中美在拉美的博弈、港口运营背后的契约精神，以及一个小国在强大压力面前如何选择站队的问题。 　　一、两座港口突然“易主”：没有协商，只有命令 　　当地时间2月23日上午9时左右，大批海事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进入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程序极为直接，几乎不给任何缓冲空间：长和实业的管理人员被要求在短时间内离开控制区域，港口员工被集中告知——从这一刻起，所有运营由巴拿马政府接管，原有公司不得再插手。 　　更具冲击力的是接下来的一系列约束。712名港口员工被明确警告，不得再与长和任何员工进行沟通，不论是电话、邮件还是社交软件。一旦被认定“配合外方干预接管”，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最高3年监禁。一句“这是国家利益，你们要明白轻重”，成了现场不少员工听到的最后一句解释。 　　长和实业在同日宣布，按照巴拿马政府的命令，终止对两港的一切运营活动。资本市场的反馈非常直接，长和股价当日大幅跳水，相关市值蒸发以十亿计。国际舆论随即发出疑问：一份持续近30年的特许经营合同，竟然能在一个早晨被行政命令彻底推翻，这还是熟悉的国际商业秩序吗？ 　　从巴拿马方面给出的理由来看，“紧急社会公共利益”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问题在于，这种说法在短时间内就取代了原有合同条款、谈判路径和法律程序，成为唯一的行动依据。外界的困惑正在于此：如果“紧急”可以被如此宽泛地解释，那么任何长期投资还如何进行风险定价？ 　　二、运河“生命线”：美国为何盯上港口而不是只盯运河 　　要理解这次接管的敏感程度，不得不把视线拉回到巴拿马运河的整体结构上。运河本身，是联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航道，但对航运企业来说，真正算账的时候，看的不是“通过一条水道”，而是“从码头到码头”的完整链条。 　　巴尔博亚港位于太平洋一侧，克里斯托瓦尔港位于大西洋一端，两港像两只“门闩”，安在运河的两头。船舶通过闸门之后，要在港口完成装卸、补给、集装箱中转，再衔接下一段航程。谁掌握了这两只“门闩”，谁就攥住了跨洋贸易的一个关键节点。 　　数据能说明问题。巴拿马运河承担了全球约5%的贸易货运量，2024年通过货物总量达到2.355亿吨。其中，约68.7%的货物与美国相关，要么从美国出发，要么驶向美国。运河还承载了全球14%的液化天然气、9%的谷物运输，美国东海岸与亚太之间大量货物绕不过这里。 　　有意思的是，从美国商务部门以往报告看，运河及其相关港口，对美国东海岸与亚太贸易往来，贡献率被估算在40%以上。换句话说，如果运河和其两头核心港口的“节奏”能被美国把握，跨洋贸易的议价权就会发生明显倾斜。 　　长期以来，美国在拉美推行“门罗主义”，习惯把这一片区域视作自己的“后院”。当中国企业通过公开竞标、长期投资进入这个关键门户，美国的焦虑就显形了：运河控制权虽在巴拿马手中，但港口运营权如果更多掌握在与中国有关的企业手里，将来在运力调配、服务定价上，美国可能要“看别人脸色”。 　　三、合约与投入：两港经营权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很多人容易忽视一个事实：长和实业拿下巴尔博亚与克里斯托瓦尔两港，并不是某种政治分配，而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公开竞标结果。 　　早在1997年，巴拿马依据当时的法律与运河移交安排，公开招标运河两端的几大港口经营权。长和实业通过竞标，取得了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运营权。根据合同，经营权期限较长，以便运营商有足够时间收回投资并持续投入。 　　2021年，按照合同约定的自动续约条款，长和实业获得了新的25年特许经营期，直至2046年。这一续约并非“偷偷进行”的内部协定，而是按既定条款、经政府确认后生效的安排。 　　近30年内，长和在两港的累计投入超过10.8亿美元，从泊位扩建到岸桥、龙门起重机的更新，从堆场规划到信息化系统，都需要真金白银砸进去。1997年，两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合计约78.6万个标准箱，而到了2024年，巴尔博亚港达到262万个标准箱，克里斯托瓦尔港达到113万个，两港合计处理集装箱约377万个，占巴拿马港口系统总吞吐量近四成。 　　这些数字背后，是当地就业岗位、特许经营费和税收的稳步增长。长和在巴拿马运营多年，一直被视为“典型外资港口运营商”，并未出现重大违约纠纷。也正因此，当接管令突然下达，质疑的焦点才会集中在“既无严重违约记录，为何直接宣布违宪并接管”上。 　　特许经营权说到底，是一种基于契约的安排。企业投入大量长期资本，本质上是用未来几十年的现金流去对冲当前风险。合同年限越长，企业越敢进行高强度设施更新和效率提升。一旦这种安排被行政命令轻易推翻，合同本身的含金量，就会在国际投资者眼中大打折扣。 　　四、美国施压与“违宪裁决”：从闭门会谈到司法终局 　　局势真正发生急转弯，是在美国高层重新调整对拉美政策之后。2025年美国政府换届，白宫对于“重掌巴拿马运河及周边关键港口”的意图变得更为公开和迫切。 　　2月1日至6日，新任国务卿鲁比奥将巴拿马选为就任后的首访对象。这一安排本身就释放出信号：运河问题，将成为新一届美国政府在拉美的优先议题。2月2日，鲁比奥与穆利诺总统及巴拿马外长莫伊内斯进行了闭门会谈，外界虽然无法获知全部细节，但部分消息还是逐步流出。 　　据巴拿马媒体报道，鲁比奥在会谈中直言不讳，称巴拿马运河的现状“不可接受”，并暗示美国对运河两端港口由与中国相关企业运营“极度关切”。更关键的是，他把美国对巴拿马的年度援助和移民遣返合作当作筹码，明确表示，如果巴方在港口经营权问题上执意维持现状，美国可能削减每年约3200万美元援助，并重新评估移民合作安排。 　　在这类压力下，鲁比奥提出的要求也就有了分量：在6个月内，推动港口经营权向美国企业“适度倾斜”，并推荐某些美国港口运营商参与后续的运营或竞标。这样的要求，把原本纯粹的商业经营问题，直接拽进了政治交易框架。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还有一些“越界发言”。有官员宣称，美国政府船只可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被穆利诺政府公开驳斥，指出运河收费标准统一、不会给任何国家单独特权。这样的摩擦，让外界更容易把美国在港口问题上的态度，理解为对巴拿马主权与资源的深度干预。 　　在这一背景下，长和为应对美国压力提出的港口出售方案，本来是一个试图平衡多方的过渡路径。计划将包括两港在内的全球43座港口业务打包出售给以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整体估值约228亿美元，巴拿马两港估值约45亿美元。 　　中国方面对这一计划并非毫无防备。运河对中国远洋货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经由运河的货运量占远洋总量约7.8%，涉及机电产品、纺织品、农产品等多个类别。如果港口和相关服务完全落入美国资本掌控，未来运费结构、排期安排乃至应急调度，都可能出现新的不确定性。 　　2025年6月，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外商投资法等启动对该交易的审查，香港工商界里有超过八成企业署名支持审查。随后，交易方案做了调整，中远海运被邀请加入收购财团，持股25%，参与后续运营管理，以便在控制权结构中保留一定平衡。 　　但谈判并不顺利。长达8个月的博弈里，双方围绕港口估值、收益分成和后续运营安排反复磋商。长和希望保留15%的运营收益分成，巴拿马方面只愿意给出5%。更棘手的是，美国暗中设置“上限”，要求中远海运在财团中的持股不得超过10%，这几乎压缩了中方在运营决策中的实质影响力。 　　就在谈不拢的节点上，巴拿马最高法院在2026年1月29日突然宣判：此前授予长和的特许经营权属于“利益过度且不成比例、损害国家财政收入”，因而被认定为“违宪”。裁决很快在2月23日刊登于《巴拿马之星》，并在同一天为穆利诺发布接管令提供了法律依据。 　　该裁决为终局裁决，不得上诉。更引人质疑的是，早在2018年，巴拿马对一家西班牙港口企业作出类似的特许经营安排，分成比例甚至更高，却从未被裁定违宪。两相对比，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次“违宪判断”的时点与背景。 　　据当地媒体披露，裁决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曾与巴拿马最高法院院长进行过两次未公开内容的会谈。这类信息未必足以作为直接证据，却让“司法独立性”的讨论在国际舆论场上迅速升温。 　　五、接管后的操作：临时运营、资产归属与员工的尴尬处境 　　穆利诺的命令不仅是政治声明，更伴随着具体的执行细节。警察进驻港口之后，长和方面人员被禁止进入港区，即便是长期负责设备维护的技术人员，也不得再靠近核心区域。港口内的起重机、龙门吊、堆场系统、办公设施，全部交由政府指定的临时运营方管理。 　　对港口员工来说，这是一场“被迫转身”。一些人私下询问：“这算不算变相 nationalization？”得到的回应只有一句：“现在一切由国家负责，你们只管听命。”在高压态势下，多数员工选择沉默，但仍有约300名员工联名递交抗议信，表达对强行接管的担忧，只是声音并未激起太大水花。 　　在接管安排中，巴拿马政府为两港设定了18个月的临时运营期。巴尔博亚港交由丹麦马士基集团的子公司马士基码头公司运营，克里斯托瓦尔港则由瑞士地中海航运公司旗下的TiL巴拿马公司管理。两家公司每年向巴拿马政府缴纳的特许经营费约1800万美元，仅相当于此前长和缴费水平的约15%，这意味着政府每年将少收约1.02亿美元相关收入。 　　从财政数字看，这种安排本身就存在明显“失血”。然而，临时运营方背后的资本结构，却与美国资本及企业有高度重合度。运营权在名义上交给欧洲公司，实际上却与美国在航运与金融领域的合作网络紧密相连。 　　至于港口内的固定资产及配套设施，情况更加模糊。起重机、仓库、办公楼等多属于长和附属资产。巴方在公开表态中只是含糊表示“将来会归还合法资产并支付合理赔偿”，但未给出任何明确的金额、时间表或计算标准，更没有与长和展开系统性的赔偿谈判。 　　从运营角度看，强行切断长和与港口员工之间的一切联系，会给港口的日常运转带来隐性风险。港口运营高度依赖经验积累和人手配合，新团队即便接管了系统和设备，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完全掌握复杂的调度与管理流程。效率波动、事故风险以及服务质量下降，往往不是立刻显现，却会在后续几个月逐步折射到吞吐量和航线选择上。 　　六、中国与巴拿马正面交锋：法律维权与多层反制 　　在接管令公布后的第二天，长和实业发表官方声明，明确认定巴拿马政府严重违反特许经营合同，构成重大违约。企业决定向国际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索赔金额约65亿美元，涵盖资产损失、未来经营损失及按合同约定计算的违约金。 　　合同条款中规定，违约方需支付相当于年营业额3倍的违约金。以两港近年来的运营规模来看，这个数字并不夸张，甚至可以说是合约双方当初共同认可的风险约束工具。仲裁程序预计需要3至5年，在国际实践中，类似案件平均仲裁周期在4年左右，且执行阶段常常需要更多时间与博弈。 　　中国方面在外交层面也迅速做出回应。2月25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明，用“罔顾事实、背信弃义”八个字概括对巴拿马政府做法的评价。声明指出，巴方无视国际商业规则，单方面撕毁合同，严重损害香港企业的合法权益，也给巴拿马自身的国际信誉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 　　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强烈敦促巴方尊重合同与国际规则，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中方已经向巴方递交外交照会，表达严正立场与强烈不满。 　　在更实际的层面，一些经济与行业反制也开始显现。据业内消息，中国相关企业暂缓或停止与巴拿马方面商谈的多个合作项目，中远海运、中国建筑、中国交建等企业至少暂停了5个项目的推进，涉及金额约48亿美元。这种“踩刹车”方式，很快会反映在巴拿马的投资统计和工程招标中。 　　航线选择的调整同样值得注意。部分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改走合恩角航线，虽说航程更长、油耗更高，但在不确定环境下，绕行反而被视为更可控的方案。有数据指出，2月经巴拿马运河的中国相关货运量同比下降约28%，经合恩角航线的货运量上升约42%。运河过境费收入同比下降15.3%，2月份过境费收入约1.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近1900万美元。 　　这一变化不会只停留在数字层面。运价、时间、风险之间的权衡，一旦在企业内部形成新的经验判断，以后即便局势缓和，运河也未必能完全追回原有货流。对高度依赖过境费和港口收入的巴拿马来说，这将是一种长期的、带有滞后的损失。 　　此外，巴拿马对华农产品出口也受到波及。香蕉作为巴拿马对华出口的第二大品类，2月出口额同比下降约32%，减少约2800万美元。咖啡、海产品等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有分析预测全年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将减少1.2亿美元以上。 　　从节奏上看，中国的应对层次分明：一方面，通过国际仲裁把争议拉回契约和法律框架；另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传递明确立场；同时在经贸合作和航线选择上做出调整，让对方真实感受到选择成本。这样的组合，并不是为了某一个短期结果，而是让类似“撕毁合同”的行为，在未来变成一种高成本选项。 　　七、信用代价与规则警示：谁在透支未来？ 　　穆利诺政府用“紧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来解释强制接管，但在国际金融和投资界，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答案很快体现在评级报告里。 　　穆迪的最新评估中，巴拿马的主权信用评级从Baa2下调至Baa3，展望转为负面。评级机构给出的理由十分直接：法律与合同环境的稳定性出现疑点，政府在处理与外资企业纠纷时缺乏可预期性，这会推高投资风险溢价。评级一旦下降，意味着巴拿马未来在国际市场融资的成本会明显上升，发行国债、吸引外资都会变得更加艰难。 　　对一个依靠服务业和过境经济的国家来说，信用就是“看不见的资产”。港口和运河是一种“硬资源”，而国际规则与契约精神则是一种“软资源”。硬资源被过度政治化，软资源就会一点点流失。短期看，政府似乎拿回了港口运营权；长期看，财务账、信用账、发展预期账，很难说算得清。 　　从中国企业的角度，巴拿马这次事件只是近年来海外资产遭遇风险的一个缩影。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中国企业因政治风险、政策突变、地区冲突等原因，在海外资产领域的损失累计超过300亿美元，其中港口、能源等战略资产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这说明，在全球竞争与地缘博弈交织的新环境下，单靠东道国的法律承诺，显然不够稳妥。 　　特许经营权之所以容易成为政治筹码，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结构特点：合同年限长，分成条款复杂，与国家财政叙事紧密相连。只要把“是否合理”“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这类主观判断引入讨论空间，就容易给司法和行政留下操作余地：在需要时，某些条款就被放大；在不需要时，又可以被忽略。2018年西班牙企业的分成安排被默许，而2026年长和的特许经营权被判“违宪”，对比之下，谁都看得出其中的弹性。 　　有一点不难看出：这场港口争议的核心，不在于“能不能裁”，而在于“裁决的节奏是否服务于外部交易”。违宪裁决恰好出现在港口出售谈判僵持、美国施压不断累积的窗口期，再加上随后的迅速接管，很难不让国际社会产生“法律变成政治工具”的联想。当司法程序失去时间上的独立性，合同带来的安全感就会大打折扣。 　　从更广的层面看，“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在关键节点上的惯用叙事。它本身并非虚假概念，但在地缘政治压力下，很容易被用来包装某些对外不便直说的政治目标。对国内民众而言，这是提升抵抗外部影响的动员口号；对外资企业而言，却意味着合同资产随时可能被重新定义的风险。久而久之，外资就会在项目选择、资金配比上更加谨慎，对“法制环境稳定”的要求也会提高一个层级。 　　中国企业在海外布局中，开始更加注重“多重防护”。合同只是底线保护，真正起作用的，是法律维权能力、外交支持力度、行业反制工具和伙伴网络的综合配合。通过仲裁把问题固定在案卷中，通过外交表达立场，通过调整航线和项目来改变对方的收益预期，这些做法的价值在于：让一次性的“撕毁合同”行为，不再是“低成本选项”，而是伴随着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信用和经济代价。